父亲离开后，沈树人倒也不急着做事。这具身体才大病初愈，欲速则不达。
他先在侍女青芷的服侍下把晚饭吃完、洗漱收拾一番，从头到脚换身干净衣服。
同时见缝插针，不着行迹地向青芷了解更多近况。
比如，自从刚才他回想起父亲的身份后，心中就有个疑问：父亲既是户部的主事，按说是京官，怎么会在苏州老家呢？
若是因公还乡，具体因的什么公？
还好青芷对自家的事情倒也清楚，就一五一十说了：
原来，沈廷扬上个月又给皇帝上了一次奏章，内容依然是建议“漕运改海”。
这类奏章沈廷扬已经上过好几次了，原先都会被漕运总督朱大典阻挠，说海上风高浪急不可控、百万漕民衣食所系云云，皇帝也不便强推。
但最近山东地界也有流贼出没，皇帝不得不考虑运河被掐断的风险，就批准沈廷扬先回乡调研、小范围组织试点。如果明年能确认海运效果更好、也更省钱，再大规模推广。
沈树人听完，跟脑子里那点《明史》知识一印证，也就释然了——明末确实有过“漕运改海”这档子事儿。
看来沈廷扬还乡，确系正常户部公务，与国子监来信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时间上巧合撞一起了。
排除这一干扰选项后，沈树人也歇息够了，就让青芷领他去书房。
而他的新跟班沈福，也早已按老爷吩咐，把那封国子监来信，送到了少爷案头。
还有一些近日的朝廷邸报，也是沈树人刚才吩咐的，都准备好了放在一起。
沈福是府上老管家沈祥的儿子，原本已经外放、在一间经营朝鲜药材的店铺当掌柜。
少爷出事之后，老爷不放心儿子身边那些吃喝漂堵的帮闲，彻查清退了一些，换上靠谱老成的家人回来伺候。
沈树人听说这个情况后，心中也是暗喜：正好新跟班原先都跟少爷不熟，自己将来行事作风有变，他们也看不出破绽来。
一边想着这些，沈树人手头也不停，翻开文书仔细阅读起来。
很快，他就先从那封国子监“邀请函”里，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原来这次被邀请入监同学的，除我之外，还有漕运总督朱大典的侄儿朱光实，郑芝龙的长子郑森……
理由是今年即将开征‘练饷’，各地财政转运会更加困难。朝廷对‘为国运饷’出力较多的官员、士绅子弟予以优待，希望各方同心为国。”
沈树人看到这儿，先琢磨了一下。
信上提到的事儿，应该都是真的。
如今是崇祯十二年，明末三饷的最后一根稻草“练饷”，确实是从这年开始加征的，每年有七八百万两银子。
漕运总督朱大典虽然不亲自经商，但他家人都经商，而且专做承包漕运的生意。
而沈家也是富商出身，家里有黄海大沙船百余艘，沈廷扬是崇祯初年才买官转行的——所以他一直力推“漕运改海”。
当然，“漕运改海”确实能为朝廷省很多钱，但同时也是为自家海船队争取订单。因此朱大典家和沈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属于互相断人财路，这是最顶级的深仇大恨。
至于郑芝龙，地球人都知道，长江口以南的东亚海域都是他的，没必要多说。
说白了，信上提到的这三家都是当时的“水运物流巨头”，朝廷指望他们多出力呢。
但是，
如果沈树人一开始就先看到这封信的话，他倒是有可能轻信。
可现在他已亲眼目睹了郑鸿逵阻挠他去南京，事情真要这么简单，郑家紧张什么？
所以，这封信只能信一半。
事实部分可以信，动机部分不能信。
那么，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树人思索了一会儿，觉得这个问题单靠现有证据、还无法正面推导。
不过，倒是可以逆推出一些关节——
比如，他很容易想到，这信函上同时邀请了他和郑森，那就说明，郑芝龙极有可能不是在“阻挠他沈树人去南京”，而是想“让沈家当出头鸟率先装病抗命，然后让郑森也可以随大流不去南京”。
毕竟郑芝龙跟沈家无冤无仇，犯不着对付他这种晚辈。如此煞费苦心，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亲儿子。
但是，郑芝龙又为何惧怕送儿子去读书呢？沈树人愈发不解。
因为他熟读《明史》，知道历史上郑森在崇祯末年，就是去了南京国子监读书的，还拜在了钱谦益门下。
当然，或许没那么早——《明史》没直接写郑森去南京的年份，但钱谦益却是崇祯十四年才认识和娶的柳如是，当时钱谦益的案底还没销，依然在野。
所以郑森能拜师钱谦益，至少是崇祯十四年之后才去的。
如今，无非就是把这事儿提早了两三年。
难道郑芝龙是怕儿子被朝廷扣为人质？可为什么三年后他又不怕了呢？
……
沈树人抽丝剥茧，觉得孤证难以定案。于是把信搁在一边，准备先浮光掠影浏览一遍其他文书，争取找到更多启发。
越是擅长情报分析的人，越知道充分侦查比贸然推导更重要。
心中带着问题和猜想去看文书，效率果然很高，不过半炷香的工夫，沈树人就有了收获。
他从两张近期的朝廷邸报上，看到了两条重要的国家大事：
“月初，张献忠复反于郧阳、劫罗汝才于襄阳，于是九营俱反，湖广糜烂。左良玉紧急派兵围堵，被张献忠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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