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之初，整个临高县域才几万人口，海南岛的总人口也不过二三十万，加上多年的经营，剿匪就简单得多。而且岛上后续增加的人口也都是元老院收容、安置的，通过标准行政村的模式进行管理，管控力度非大陆上的这些新占区可比。
但是这些卓有成效的办法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想复刻到广东明显力不从心。根据社会调查与历史数据估算，两广总人口大约一千三四百万，珠三角地区就集中了数百万人口，即使是将整个海南岛的干部全挪到珠三角地区也不够分的。
大陆上，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自然村，往往同为一姓，或至多二三姓，外姓多被排斥在村政之外。难以安插耳目。因此政府对村内的事务和消息总是无法及时掌控。
现在，元老院在珠三角控制的最为彻底的就是疍户村落。在废除贱籍之后，准疍户登陆筑屋。在市政府的引导下，形成了许多全新的疍家村。这些疍家村是统一按照海南的行政村模式进行管理的，不但政令通畅，对基层的掌握也很有力。
通过掌握这些新建村落，元老院在一部分地区的各个自然村之间安插了自己的眼线。对疍户的编户实际上也有效的遏制了珠江水系水匪的活动。特别是猖獗一时的四姓水匪，在疍户上岸编户之后，失去了生存土壤，在持续打击下已经被彻底肃清。公然在江面上拦截劫掠船只的情况大幅度下降。
毋庸讳言，疍户是整个珠江流域水上盗匪的主要来源。横行江面的四姓水匪全是疍家出身。巨大的数量，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在历朝历代都是难以管理的“不安定因素”。
废除贱籍，登岸建村，实际上是把他们纳入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再通过对疍户中“专业人员”的招募：招募引水员和水手又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了“体制内”。尽管数目不算太多，却是疍户群体中的“稳定器”。
刘翔能很快肃清珠江流域的大股水盗，疍户登岸这一招堪称是绝妙的一手。
闽粤特有的海盗，自从元老院的海军称霸洋面之后，连刘香这种巨寇都投了元老院，小股海盗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基本已经绝迹。
至于陆地盗匪，因为元老院改天换地，整治胥吏，官匪勾结的情况为之一清。治安状况也有大幅度的好转。
但是张枭也知道，彻底消灭盗匪是不可能的事情，旧时空九十年代还严打呢。所以对于社会问题的治理，必须得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从来都是最好管的，但凡不是活不下去了，也不会起来造反。
一切问题，归结到最后都是经济问题。不过经济上的问题，张枭其实能插手的有限，主要还得看企划院的项目投资。他能做得，无非还是“劝课农桑”这些，努力把农业搞起来。
这即天对县情的熟悉，张枭还注意到南海县另有一个常人难以注意到的问题，那就是南海的县治位于广州府城内，几乎是在整个县域的边境线上。这与顺德情况颇为类似，但比顺德更为极端。县治偏居县域一隅，对于治理整个辖区非常不利，远离南海县治的九江以及远离顺德县治的龙山地区甚至流传着“九江不认南，两龙不认顺”的俗语。
民国建立之后不久，各个附郭县就把县政府从府城里搬出去另寻治所，甚至干脆重新建城的，可见这个弊端当时的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改开之后，又有了第二轮附郭县分离另建新区的热潮。
如果把南海县搬出去，搬到哪里合适呢？从地理角度看，最合适的自然是佛山堡。但是佛山现在已经被定为“示范管理区”，下一步必然要独立设县。
要不干脆搬到九江去？哼哼，你们既然不认南，干脆就把县治搬过去，想不认都不行了。
对县境内的边远地区要有效的管控，才能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想到这里，张枭突然想听听四百年前的古人的治理手段，便问魏必福：“若是在前朝，你身为县令，有何弭盗之策？”
魏必福答道：“以小民之见，可严行保甲之法。即着落各保甲挨甲编定字号，于船尾印烙某州县某保某甲第若干号船户某人字样，于船身或首尾涂漆颜色记认，即远处了望亦可分别。仍造花户字号细册，一样二本，以一册报官，一册存保长处，不时核查。各船只许白昼撑驾生理，遇晚则聚泊原港，如有一船为非作歹，及夜间私撑出外者，许甲长及同甲八船报明保长，公同首官拏究。若九船相互容隐，经保长查首者，将九船并治其罪。如保长通通容隐，别经事发，或地方官访拏者，将保长一体连坐。”
魏必福的回答令张枭忍不住腹诽道：“看来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在古代还真是不二之选。”
保甲法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措施，始于宋代，一直延续到民国。虽然王阳明作为理学大家再三教人要“立诚”，但当其深深领教过刁民之刁的时候也就顿悟了“兵者，诡道”的真理，左手鸡汤，右手权谋，对刁民不能行仁政。王阳明巡抚南赣，在到达府衙就任之后，就发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极为着名的一项措施——《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具体内容与魏必福所说无异。核查的具体内容有：谁家今晚少了某个人，去了哪里，去做何事，何时回来。谁家今晚多了某个人，是谁，从哪里来，做何事。凡有一家违反，十家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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