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精神病人背对着小白兔，拍着它的屁股，嘴里说着‘给我追’，院长叹了口气。第三个精神病人蹲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摸着小白兔，院长看后，满意地点点头。只听他悠悠地说了一句：‘小样的，放你300米，等我擦好车再追你！’院长倒地晕倒。”
听完这个故事，我笑不出来了，呆呆地看着老黎。
老黎看着窗外，悠悠地说了一句：“这世间的很多事，仅仅依据事物的表象，是根本看不到本质的。”
听了老黎这些话，想起我刚才问老黎的问题，不由觉得老黎似乎在点拨我什么。
我皱眉沉思起来……
“官场中人，似乎命运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喃喃说了一句。
“这就是中国人奴性的表现……奴性！”老黎说。
“奴性？”我看着老黎。
“是的，奴性！”老黎说。
“为什么这么说？”我说。
“因为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官，希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进步。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所以，我认为，靠希望过日子，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国人的奴性表现之一！”老黎说。
“之一……还有哪些奴性表现？”我说。
“多了。”老黎说。
“说说我听听！”我说。
“真想听？”老黎说。
“嗯……”我点点头。
老黎说：“国人的其他奴性表现还有：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那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
“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也就是所谓的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
“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的许多反命和右就是这样产生的。
“还有就是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之为贼、为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拿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
“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为了苟安，墙倒众人推时，他们跟着推，破鼓万人捶时，他们跟着捶。这就是所谓的明哲。
“再就是中国人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还有就是中国人是变色龙。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变色龙越来越多，其性格也越来越升级，变色之快，令人慨叹！
“曹操历来就被认为是白脸，但伟大领袖一说：不是白脸，这是冤案！立刻就有人给曹操翻案；秦始皇历来被认为是暴君，但伟大领袖一说：劝君少骂秦始皇！于是就有人给秦始皇画一张笑脸仁君的肖像。伟大领袖说，林是副统帅。于是齐声祝他永远健康；后来他摔死在温都尔汗，便立刻齐声高呼：打倒林贼！更有趣者，某某人前天是书记，见面顶礼膜拜；昨天他被撤职，于是便形同路人；今天他复职了，急忙笑脸相迎。谁见过变色如此之快的变色龙。”
老黎突然来了谈兴，滔滔不绝地神侃起来。
我愣愣地看着老黎，似乎，他在发泄什么不满，又似乎在感慨悲哀着什么。
老黎正说地带劲，看了我发呆的样子，突然戛然而止，不说了，端起杯子喝茶。
“怎么不说了？”我说。
“越说越没劲，不说了。”老黎说。
“你这番话，倒是颇有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气势。”我说。
“柏杨因为言论坐了那么多年牢，我可不想进去。”老黎说：“也就是现在政治气氛先对开明，不然，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说这番话，早就进去了。”
我呵呵笑起来：“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针针见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只有勇于面对自己的丑陋，敢于揭自己的伤疤，才会有前途，有转机，有生机，不然，将永无出头之日！”老黎感慨地说：“哎，我老了，说这些也没用了，我还是多想想怎么能多活几年吧……走，儿子，陪我去海边散散步去，老是窝在茶馆里喝茶可不行，生命在于运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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