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舰而来的英国人，乃是一个庞大的团队，总数超过一千一百人，这大概是有史以来，英国向国外派出的最大的一个“代表团”了。
关卓凡派往英国的“海军留学生”，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但仅“翁贝托国王号”一舰，满员就要七百零五人。“杜里奥号”满员的人数稍少一些，也超过五百人。就是说，单靠海军留学生的一百五十人，开都开不回来，更别说发挥战斗力了。
关卓凡在发给丁汝昌的电报里边，要求他“招用一切必要人员”——那个时候，关卓凡还不晓得两艘巨舰的满员数额。招用超过一千名“必要人员”？这简直是丁总兵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在英国政府的“大力襄助”下，这个任务终于圆满达成。
这件事情，英国政府真的是格外重视：派往中国的“海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现役，军衔最高的竟然是将官。
这远远超出了关卓凡的要求和估计。
现役和退役的水准是不好比的。军人的水准和他的军衔成正比，而退役的军人中，是很难找到高阶军衔人士的。原因很简单：退役的高阶军官，年纪都大了。含饴弄孙，安享晚年，是他们的普遍生活状态，像安德森那样，远洋万里，异国他乡开发“第二春”，其实是很少见的。
现役军官为外国军队服务，先不说荣誉感、成就感这些东西，单是一个服役年限问题就很难解决。一般情况下，现役军官为外国服务，例牌“留职停薪”，则其在本军中的年资自然停计。这样一来，该军官回国后的升迁必然大受影响，高阶军官自然也就不愿意去国为外国军队服务。
低阶军官和士兵，是可能因外军的高薪，放弃在本军中的年资甚至退出现役的；但高级军官，基本没有这个可能性。
为此，海军大臣专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经过激烈辩论，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派往中国的现役军人，在中国的服务时段，计入其在皇家海军的海上服役年资。
这就不仅是“重视”了，而是已经隐然上升到和美国人“抢生意”，建立英、中联盟的高度了。
唉，搞得俺都有点不好意思以后和你们翻脸了。
英国人办事确实严谨，认认真真地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其中有一条款着实有意思：英人在华服务期间，若英、中两国发生战争，中国应允许英籍服务人士暂停执行合同，待战争结束始行恢复；英国政府承诺，英、中战争期间，不派该人士任何可能伤害中国利益之差事。
好吧，俺签。不过，俺估计是不会发生介么尴尬的情形滴：真到了学生打老师那一天，必是学生已经“出师”，则合同期应该已经结束了。
英国军人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位——姓名已经过适当的“中国化”：
乔百伦，原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副司令，军衔少将，出任中国海军“总教习”。
海曼奇，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军衔准将，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总办”。
说明一下：这个皇家海军学院，设在德文郡的达特茅斯，通称“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不是原时空刘步瞻、林曾泰他们上的那个“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那个设在伦敦，要六年后，即1871年才正式开办。
柯烈福，原皇家海军朴茨茅斯基地副司令，军衔准将，出任中国海军基地“总监”，包括旅顺基地和威海基地。
狄克多，原皇家海军陆战队舰队分遣队副司令，军衔上校，出任中国海军“助理总教习”。
还有两位熟人——大爱德华和小爱德华。大爱德华“管带‘翁贝托国王号’”，小爱德华“管带‘杜里奥号’”。
正常情况下，以“翁贝托国王号”的级别，舰长得是一位上校；以“杜里奥号”的级别，舰长得是一位中校。两位爱德华的军衔都是少校，本来是没有资格统带如斯巨舰的。
不过，“翁贝托国王号”的吨位，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比大小爱德华资历更高的军官，也没有带过这么大吨位的舰只，在这个意义上，大伙儿都是学生，老大别说老二。
而两位爱德华和中国还在摇篮中的海军，毕竟已经结下了“战斗的友谊”，所以，这两个多少皇家海军军官眼红的位子，最终还是落到了大小爱德华的头上。
之所以用“管带某舰”这种名义，是因为“舰长”这种战斗部队的实职，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所以，大小爱德华这两位事实上的舰长的名头，关卓凡就用了这么一个比较含混的名目。
现阶段，一百五十名海军留学生中，包括总兵丁汝昌，都还远不够能力坐这个级别的舰长的位子，所以，我的新生的海军，加油啊！
看着这个阵容，关卓凡想，俺的海军，差不多成了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了嘛。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不过不是军人：毕夏普，原“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副总工程师，出任福州船政局“总办”——相当于总经理。
这个“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就是原时空出品“泰坦尼克号”的那一家了。
最后，关卓凡在英国人的长长的名单中，发现了一个名字：LangWilliamM，中文翻成了“朗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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