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海水湛蓝，天空一碧如洗。
这是全日本“洋味”最浓的一个城市，是日本的上海。不过，要说“开埠”的时间，长崎就比上海早得太多了。
天文十九年，即1550年，第一艘葡萄牙船来到长崎；元龟元年，即1570年，长崎正式开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洋器物文化，就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窗口，涌入了日本。
天正八年、即1580年之后，长崎甚至一度成为罗马天主教皇的领地。
天正十五年，即1587年，丰臣秀吉担心长崎成为洋人对日本发动侵略的据点，收回了这块领地。
不过，长崎的“洋味”已经开始浸入骨髓。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长崎的个性是葡萄牙人创造出来的。”
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实施之后，长崎也没有断绝和外洋的联系。开始的时候，西洋的船只只能在平户和长崎贸易；宽永十二年，即1635年，长崎成为日本唯一的国际贸易港，葡萄牙人被赶走，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拥有有限的贸易权和居住权。
即便在江户锁国时代，长崎的贸易对幕府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幕府将长崎划为自己的直辖领地，并因据长崎的特殊情形做了特别的安排。
幕府在长崎派驻了两位奉行——这是绝无仅有的设置。理论上，两位奉行，“左奉行”负责外交，“右奉行”负责内政，地位是平等的。不过，实际上的分工也不是那么清晰。而且，大多数时间里，其中一位奉行的位子，或者空置；或者长驻江户，即负责长崎在幕府的事务。
两位奉行同驻长崎是比较少见的情况，除非处于什么特殊的时期。
不过，现在正是“特殊的时期”。
这几天，我们的老朋友，长崎左奉行竹内四郎大人颇为郁闷。
前些天，幕府新任命的长崎右奉行“到岗”了。这个家伙叫服部常纯，是公认的“旗本俊秀”，即旗本中的佼佼者。大伙儿都说，八万旗本里面，除了小栗忠顺，就得数到服部常纯了。
其实竹内四郎也是旗本出身——所有的长崎奉行都是旗本出身。长崎既然是幕府的直辖领地，位置又如此重要，奉行一职，幕府当然要用自己的亲卫。但竹内家是小旗本，服部家是大旗本，因此，竹内四郎总觉得服部常纯望向自己的视线，是从自己头顶上方落下来的——但这个家伙的个子还没自己高。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让竹内四郎烦心的是，服部常纯明显对自己之前在长崎的“施政”不满意，而且，这个家伙“口含天宪”，口口声声：“这是庆喜大人的意思。”
更糟糕的是，服部常纯不像是假传圣旨。
哪里不满意呢？服部常纯对竹内四郎说：“竹内大人，你对乱党太温和了！”
这是事实。长崎是个人员构成非常复杂的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许多倒幕人士在长崎的活动是半公开的，这些，竹内四郎这个长崎奉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过分，就当没看见。
但这个不能怪竹内四郎，历任长崎奉行，都是用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手段管理长崎的，他不过萧规曹随而已。
幕府在长崎之所以会这么大度，主要是因为长崎的根基是贸易，而那个时代的“贸易”，和海盗、走私，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认真管起来，必然是脏水和孩子一块泼出去，肯定大大影响长崎的繁荣和活力。
许多和“乱党”有勾连的人士，都是海商，有的还是跺一跺脚、整个长崎都要晃三晃的大头子；有的“乱党”本人，就是巨商。动他们之前，竹内四郎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吃不吃得消，长崎吃不吃得消。
何况近年来，洋人的腰杆是愈挺愈硬了，而那些“乱党”，哪个不是和洋人眉来眼去的？他们之间，有的根本就是交往很深的合作伙伴。真要抓捕倒幕派的话，乱哄哄的，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洋人的痛脚，闹出外交纠纷，再把洋人的军舰招过来，谁负这个责任呢？
以幕府的尿性，到时候还不是把自己扔出去当替罪羊？
这些情况，服部常纯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故意装傻？
不论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傻，服部常纯反正要求竹内四郎“改弦易辙”，态度非常坚决，并说：“庆喜大人交代，中国的军队马上就要到达长崎，在此之前，一定要肃清长崎的地面，不能给中国大军添麻烦！”
事实上，中国的军队一个月前就到了长崎，一共五百个兵，在码头附近建立了一个布防严密的“中转基地”，竹内四郎几乎天天过去办差。可听服部常纯的口气，这一个月来，他竹内四郎好像啥活也没干，就等着服部大人过来指挥机宜了！
服部大人倒真的是一副指挥机宜的架势。
长崎既然设两个奉行，自然就有两个奉行所，一个是城内的森崎奉行所，一个是海边的立山奉行所。本来中国先遣营到埠后，为办差方便，竹内四郎已经从城内的森崎奉行所，搬到了海边的立山奉行所，但服部常纯一到，立即要求竹内四郎搬回森崎奉行所，把立山奉行所让给他。
竹内四郎惹不起这位新贵，只好再搬一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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