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谁是阻碍中国改革的最强大的保守势力？
当然是——“地主阶级”，或者说，“士绅阶级”。
嗯，我首先要确定的是，我是否单枪匹马？我所在的统治集团，到了我和地主士绅阶级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会支持我呢？还是会反对我？或者，我怎么做，到时候，才会让这个集团支持我，而不是反对我？
穿越之后，关卓凡发现，清朝的统治集团——满洲贵族共和，若以“经济成分”划分其阶级属性，会非常为难。他反复斟酌，还是无法把这个集团归入我们通常说的“大地主”或“大士绅”阶级。
可以说，满洲贵族共和，相当程度上依靠“地主阶级”或“士绅阶级”，但绝不能说，他们是“地主阶级”和“士绅阶级”的“代表”或者“代言人”。
因为，满洲贵族共和，对于“地主阶级”和“士绅阶级”，一直抱有高度的警惕，说得难听一点，有清两百年，前者一直把后者紧紧压在身下，曷言“代表”、“代言”？
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地主阶级”也好，“士绅阶级”也罢，前边儿都得加上“汉族”两个字的定语。
满洲内部，当然有贵贱贫富之分，但至始至终，未真正形成自己的“地主阶级”和“士绅阶级”。
满洲贵族共和，掌握国家政治权力，不过，具体到组成这个集团每个个体，其直接拥有的财富——特别是土地，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满族贵族共和，是以国家的名义，掌握国家的财富。
也就是说，满洲贵族个人，和“地主阶级”、“士绅阶级”之间，发生的直接的关联，是有限的。
世宗的一系列伤筋动骨的重大改革，最终能够成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把清朝和明朝拿来做一对比，这个情形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成祖之后，明朝的亲藩，不但丢掉了政治权力，还被朝廷严防死守。不过，作为一种补偿，皇帝允许、纵容、支持他的亲戚们，获取占比惊人的社会财富，包括土地。于是，宗室们早早地变成了最地道的“大地主”。
后世的论者，常常惊叹明朝文官集团的强大，皇帝受制于文官集团的情形，几乎可以用“奇葩”二字来形容。通常的解释是，明朝抑武重文，文官集团乃得以嚣张。关卓凡以为，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皇帝，既不能依靠宗室，孤家寡人一个，为进行有效统治，就不能不依靠士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文官集团。因此，严格说起来，文官集团不是给皇帝打工的，双方的关系的实质是——联合执政。
这是文官集团何以如此之牛逼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工商税收死活收不上来的根本原因。
土地、工商，都是文官集团的肉啊——你叫他们自己割自己的肉？
只有张居正等极少数的明白人，肯把吃下去的，再吐出来那么一点点儿。
皇帝要收税，要和文官集团争夺治理国家的主导权，就只能出之以太监这种特别工具了。
这是明朝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太监势力最大的王朝之一——皇帝没有其他的选择。
可惜，太监这种工具，副作用太大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且饮鸩止渴，无以为继，什么根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方面，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自耕农愈来愈少，人头税愈收愈少；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坚决不肯贡献新的税源。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愈来愈大。于是，国家财政愈来愈匮乏，愈来愈无以支撑，最终“忽喇喇”一声大响，整座大厦轰然坍塌。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不掌握政治权力、却占有愈来愈多社会财富的宗室们，和他们的财富之源兼保护神——皇帝，一直保持着一个有趣的零和关系。当他们把皇帝的血吸干之后，大厦坍塌，这帮吃的太饱的皇亲国戚，合乎逻辑地被压成了农民军锅里的肉羹。
关卓凡得出结论，清朝的统治集团——满洲贵族共和，受国家豢养，从“经济成分”上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也不依附于任何一个阶级，完全可以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
就是说，如果国家的财政来源，由地主阶级变为资产阶级，那么，满洲贵族共和，完全可能从依靠和支持地主阶级，转变为依靠和支持资产阶级。
在我手里，国家会控制远较原时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满洲贵族共和既受国家豢养，那么，他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更加“独立”。如此，当我和地主士绅阶级发生冲突的时候，满洲贵族共和的统治集团，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我呢？毕竟，那个日薄西山的地主士绅阶级，会愈来愈穷，能够拿出来分润给统治集团的好处，愈来愈少。
来！瞅一瞅，瞧一瞧！看看工业化能够创造多少激动人心的财富吧！
一起发财，宁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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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无限风光在险峰》完，明天开更第九卷《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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