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房玄龄和杜如晦联袂递上一份《江南疏》，引发了朝堂对于是否开发江南的大争论，吵得那叫一个天翻地覆，主张开发江南的一派和主张关中本位和北方重要论的一派日日争吵，就差撸起袖子干仗了，一如地方州县争夺劳动改造普及优先权的时候一样，那叫一个激烈啊！
因为农为国家之本，农业生产的产量关乎到战争能否发动，因此军方大佬们也没有袖手旁观，这段时间以来参谋本部的设立和对整个大唐周边形势的分析工作占据了军方大佬们的绝大部分时间，一时间朝堂上几乎完全没有武将存在，完全就是一群文臣在那里吵吵闹闹，争论国策，武将和文职参谋都集中在参谋本部研讨未来战争的可能发生地点和设防，到处勘察地形，制作沙盘，争论战争发生地点，对于政务的兴趣大大降低了。
对此李二陛下觉得很好，军政分离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只要坚持下去，过个几代，这就会是定论，文臣治国，武将打仗，两不相干，军政分开，这是一个政权稳定和成熟的标志，李二陛下两边都逛逛，保持存在感和影响力。
然而对于农业生产这样巨大的问题，武将和参谋人员不能袖手旁观了。一群人以参谋总部的名义参与到这场争论里面来，拿出几个月来的研究报告指出大唐周边的形式恶劣，需要大量的粮食储备以备不时之需，而目前关中和华北等地的粮食产量并不能支持两场以上的大型战争，但这又是必须的，所以从军事角度上来说，他们支持开发江南的论调。
于是主张开发江南派占据了上风，又有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一对左右仆射极力推动，李二陛下终于下定决心，开发江南！
开发江南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江南设立一个代表性的政治中心，就好像洛阳之于长安一样，每年李二陛下都会抽出一段时间住在洛阳处理政务，表达洛阳作为陪都的重要性，而如今既然要开发江南，就要做出表态，在江南设立一个和洛阳一样地位的政治中心，并且派遣高官大将重兵屯驻，以示开发江南之决心。
对于此，朝堂上也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到底是选择在扬州金陵还是荆州襄阳，还有几个人觉得应该在益州成都设立，直接被无视了，尼玛成都那个地儿虽然是大城市，可是交通实在不便利，你要让皇帝去一次成都就来一回生死时速吗？
所以交通便利、地处平原、经济相对繁荣、人口相对众多的金陵以及襄阳就成为了候选城市，选择金陵的原因就是这里被很多朝代当做首都，很是繁华，有先天优势，而襄阳则相对落后；选择襄阳的原因就是这里是古之重镇，北接司隶，南邻荆襄九郡，处于全大唐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象征意义强，而金陵乃是金粉之地，靡靡之音不绝于耳，怎能做大唐陪都？
最后争论的结果就是襄阳不仅仅是江南大城市，更是战略要冲，战略地位重要，相对于金陵的靡靡之音，襄阳的战争象征比较浓厚，可以说襄阳是坚强的江南汉子象征，而金陵则是柔软的江南女子象征，襄阳被选为了继洛阳之后的大唐第二陪都，这个消息传遍天下，对于大唐而言又是一个震动。
随即，对于襄阳的整治展开了，一套完善的官员班子设立起来，被派往襄阳主持政务，襄阳太守和荆州刺史的官员品级被拔高了好几个层次，驻军数量也被提高到了一万三千人，直接把一个右骁卫的军队安排在了襄阳驻扎，右骁卫的军队直接从江南本地征召，荆州等地的军府数量激增，这是开发江南的另外一个象征。
在这一切的背后，襄阳被选为大唐第二陪都的原因，并不是如同史书里面记载的那么简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忽略了，或者说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所以对襄阳有这样的好感，正是因为一本引起了极大凡响的小说的诞生。
对的，没错，那就是苏宁闭关数个月的成果——苏氏《三国》！
《三国》的出现，是从苏宁闭关之后第二个月开始的，李二陛下还记得那一天，因为处理政务非常繁忙，李二陛下觉得很是疲劳，正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一个侍卫急匆匆的跑过来说三原县侯苏宁有东西要交给陛下预览，李二陛下很奇怪，这小子不是要闭门读史书吗？又有什么幺蛾子？
接过来一看，李二陛下明白了些什么，这是一叠厚厚的纸，被稍微装订了一下，第一张纸只有两个大字，正是“三国”二字，李二陛下一开始还以为这是苏宁读了关于三国的史书之后的一些感想之类的，心想正在休息，那就看看吧，权当是娱乐了，结果翻开第一页，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无他，那是一篇序文……
没错，就是那首杨慎的《临江仙》，作为皇帝，李二陛下一眼就看出了这首长短句的精华所在，尤其是最后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把李二陛下深深的触动了，感叹之余，李二陛下翻开了第二页，就此开始了无法自拔的三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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